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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群魔/陀思妥耶夫斯基

[1]

我们以为,英国评论家M.默里二十年代的评论足以借鉴:“他的世界是一个象征和潜象的世界,体现为无法生活的生活;因为艺术和创造性活动既然是逃避难以忍受的思想苦闷的唯一出路,就必须要同造成苦闷的诸多怀疑相称。因此他的艺术是形而上的,是与其他艺术完全不同的。他竭力要表达的感受确实是无法表达的,为此他不仅需要一种新的艺术,也需要一种新的哲学。”

 

[2]

尔后(不过已在他丢掉教席之后),他在一家译介狄更斯和宣扬乔治•桑的进步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极其深刻的论文的开头部分(可以说吧,目的是为了报复,以示他们失去了怎样一个人)——似乎是谈某一时代的某些骑士何以有非常高尚的道德情操,或者这一类问题。起码其中提出了某种崇高的和非常高尚的思想。后来有人说,这篇论文的后续部分立即被禁,甚至这家进步刊物也因为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而受到了警告。这是很可能发生的,因为当时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没有呢?但是就这件事来说,很可能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不过是作者自己偷懒,没有把这篇论文完稿罢了。至于他中止讲授有关阿拉伯人的课,乃是因为某某人(显然是他的诸多反动的仇敌之一)不知用什么办法截获了一封他致某某人的信,信中谈了一些“情况”,因此便有人要求他对此作出某种交代。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但是也有人断言,就在那时候,彼得堡破获了一个庞大而又反常的反国家集团,人数大约十三名,几乎动摇了我们的国家大厦。据说,他们似乎还准备翻译傅立叶本人的著作。无独有偶,与此同时,在莫斯科查获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一部长诗,这还是他六年前十分年轻的时候在柏林写的,曾以手抄本行世,在两名文学爱好者中间流传,并为一名大学生所珍藏。……嗬,就是这样一部长诗当时却认为是危险品。去年,我曾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建议把它发表出来,因为在我们当代这是完全无罪的,但是他却带着明显的不满拒绝了我的提议。他不喜欢把他的诗剧看成是完全无罪的,我甚至认为,他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内对我十分冷淡,其因也盖出于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突然,几乎就在我建议他在这里发表它的同时——这部长诗却在那里,在国外被收在一本革命文集里发表了,而且事先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此一无所知。起先他吓了一跳,立刻跑去找省长,并给彼得堡写了一封十分光明磊落的辩护信,他把这信给我念了两遍,但是没有发出,因为不知道应该寄给谁。总之,他焦躁不安地过了整整一个月;但是我深信,他的私心深处一定感到万分得意。他弄到了一本文集,差点没同这本书同起同睡,白天则把它藏在床垫底下,甚至不让女用人替他铺床,虽然他每天都在等什么地方给他发来贺电,可是表面上又装得满不在乎。结果是什么电报也没有来。于是他便与我立刻言归于好,由此可以证明他那颗温文尔雅而又不念旧恶的心是非常善良的。

 

[3]

学术著作并未面世,但是却可能以一种站在祖国面前的所谓“谴责的化身”的姿态昂首挺立,凡二十余载,了此余生。

 

[4]

有这么一种奇怪的友谊:两朋友都恨不得把对方给吃了,一辈子就这么活着,可是彼此又分不开。要分手甚至根本办不到:如果当真发生了这种事,那个由着性子胡闹,跟对方中断关系的朋友,一定会首先病倒,甚至一命归天也说不定。我千真万确地知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有好几次,有时还是在和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面对面地倾心交谈、互诉衷肠之后,等她一走,他又从沙发上突然跳起来,开始用拳头捶打墙壁。

他这样做并没有丝毫难解之处,有一次他甚至还从墙上敲落了一块白灰。也许有人会问:这样微妙的事我怎么会知道呢?倘若我是目击者,亲眼目睹了这情景,又怎么样呢?倘若这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趴在我的肩膀上不止一次地痛哭流涕,绘声绘色地向我描写他自己的全部底细,你们又会怎么说呢(他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话不说呢)?但是几乎在每次痛哭流涕之后都会发生这样的事:第二天他就因自己忘恩负义而甘愿把他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急匆匆地叫我去,要不就亲自跑到我房间里来,而他此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告诉我,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人格高尚和温文尔雅的天使,而他自己则适得其反”。他不仅跑来找我,甚至还不止一次地用他的生花妙笔写信给她,向她本人描述这一切,并在工工整整地签上自己的尊姓大名后,向她坦白交代,昨天他曾向一个不相干的人叙述,她之所以要他充当她府上的西席,是出于虚荣和嫉妒他的学识和才能;她恨他但又不敢明说,怕他拂袖而去,从而有损于她在文坛上的声望;因此,他蔑视自己,拿定主意要自寻短见,现在就等她说最后一句话,从而决定一切,诸如此类,等等,等等。了解了这一切之后,就不难想象,这个年逾半百的、最天真的黄口小儿,一旦精神病发作,有时候会达到怎样的歇斯底里!有一回,我就亲自看到过这样一封信,这是在他们的某次争吵之后,就为不足挂齿的一点小事,但一吵起来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看后大惊失色,求他千万别把信寄出去。

“那不行……这样做更光明磊落……我责无旁贷……我倘若不向她承认一切,一切,我会死的!”他差点像发热病似的回答道,还是把信发出去了。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就从来不会寄给他这样的信,他俩的差别就在这里。诚然,他酷爱写信,甚至跟她住在同一座楼里,也常常给她写信,在歇斯底里发作的时候,甚至一天写两封。我清楚地知道,她阅读这些信时一向十分用心,甚至一天两封她也照读不误,看完后就标上日期,分门别类地放进一个特别的小匣子里;此外,她还把这些信珍藏在自己的心坎上。然后,便让她的朋友空等一整天,不予答复,遇到他时就像没事人似的,仿佛昨天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发生。她就这样慢慢、慢慢地把他调教过来了,连他自己都不敢提起昨天的事,只是注视着她的眼睛,窥视若干时候。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忘记,倒是他有时候忘得太快了,看到她泰然自若就受到了鼓舞,倘有朋友前来,他甚至当天就嘻嘻哈哈,争着开香槟酒,像孩子般顽皮。想必,当时她恶狠狠地看着他,可是他竟毫无察觉!除非过了一周,过了一月,甚至于过了半年之后,在某时某刻,事有凑巧,他无意中想起在这样的信中有某一句话,接着又想起了全信,连同全部情况,他才忽然羞赧无地,而且常常痛苦得上吐下泻,仿佛害了霍乱病似的。这种特殊的、类似于亚霍乱的阵阵发作,在某种情况下,往往是他的神经受到剧烈震荡后的通常出路,也是他的体格的某种颇为有趣的怪事。

 

[5]

有一天,当时,关于农民解放的传说还只是略有耳闻,整个俄罗斯都突然欢喜雀跃,准备全国复兴的时候,有一位从彼得堡来的男爵,路过敝地,顺道拜访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这位男爵与最高当局关系密切,而且非常接近决策层。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非常重视这类拜访,因为自从她的夫君谢世以后,她与上流社会的关系便日益削弱,最后就完全中止了。男爵在她府邸坐了一小时,喝了点茶。当时没有任何宾客作陪,但是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却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请了来,摆了摆场面。男爵过去对他也久闻大名,或者装作久闻大名的样子,可是在用茶的时候却很少同他说话。不用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是不会让自己丢人现眼的,再加他的风度极为高雅。虽然他的出身似乎并不十分高贵,但是恰逢际遇,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在莫斯科的一个显贵人家抚养长大,因此具有良好的教养;他的法语说得就跟巴黎人一样。因此,男爵从第一眼起就应该明白,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虽然蛰居外省,但是围绕在她周围的都是何等样人。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当男爵颔首肯定,当时刚刚传开的有关这次大改革的传闻确有其事之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乌拉”,甚至还用手做了一个表示欢天喜地的姿势。他喊的声音倒不大,甚至还十分优雅;甚至,说不定,他的欢天喜地也是事先安排好了的,而手势也是在喝茶前半小时对着镜子特意排练好的;但是,当时他想必有什么东西未能尽如人意,因此男爵只是略显不悦地微微一笑,虽然他立刻又特别客气地加了一句,谈到由于这件大事,所有俄国人的心一定理所当然地深受感动,云云。接着很快就走了,临走时也没有忘记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伸出两个手指,以示握别。回到客厅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先是沉默了大约三分钟,好像在桌上寻找什么东西似的;但是突然向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转过身来,脸色苍白,两眼发光,慢吞吞地悄声道:

“我永远也忘不了您干的这好事儿!”

第二天,她遇见自己的朋友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来不提那天发生的事。但是过了十三年,在一个充满悲剧气氛的时刻,她又旧事重提,并且指责了他,像十三年前她头一次指责他时那样,脸色苍白。她在整个一生中只有两次向他说过:“我永远也忘不了您干的这好事儿!”与男爵那事已经是第二次了,但是第一次也颇为典型,而且似乎对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命运影响至大,因此我也想谈谈那次的情况。

那是在一八五五年春,时当五月,即在斯克沃列什尼基得到斯塔夫罗金中将仙逝的消息之后。斯塔夫罗金中将是一位干事冒失的老人,他是在奔赴克里米亚现役部队履新的途中因胃部失调去世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成了寡妇,穿上了重孝。诚然,她不可能感到很伤心,因为最近四年来夫妻俩因为性格上合不来完全分居了,她只给他提供生活费(中将本人总共只有一百五十名农奴和一份俸禄,此外就只有显赫的身份和关系网了;而全部财富和斯克沃列什尼基是属于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她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包税商的独生女)。虽然如此,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还是使她十分震惊,于是她就离开社交界,过起了完全孤独的生活。不用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一直待在她身边,寸步不离。

五月,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傍晚时分更是景色宜人。稠李已繁花满树。两位朋友每到傍晚都在花园里见面,在凉亭里一直坐到半夜,敞开心扉,互诉衷肠。这时光真是太富诗意了。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由于命运骤变说的话就比平时多了些。她仿佛偎依在自己朋友的身旁,贴近他的心窝,就这样继续了几个晚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突然萌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这个痛不欲生的未亡人是否对他存有什么指望呢,她是否在等待一年服丧完毕之后由他向她提出求婚呢?”这念头是无耻的,但是,要知道,一个人身心高雅有时反倒会促使他对无耻的念头产生癖好,因为人的发展往往是多方面的。他开始仔细琢磨,终于发现这事庶几近之。他寻思:“不错,家私巨富,但是……”的确,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不大像个大美人儿:高高的个儿、黄黄的皮肤,瘦骨嶙峋,一张显得太长的马脸。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越来越动摇不定,因怀疑而万分痛苦,甚至由于拿不定主意而哭了两次(他常常哭)。每到傍晚,就是说在凉亭里,他的脸不知怎么总是不由得流露出一种任性而又嘲弄,打情骂俏同时又傲慢的表情。他这样做是无意的,身不由己的,甚至一个人越高尚,这种表情就越看得出来。只有上帝知道这事的是非曲直,但是较有把握的是,足以完全证明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疑心是有道理的那种东西,在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芳心里尚未萌生。再说她也不会易姓改嫁,将自己的斯塔夫罗金的姓氏换成他的姓氏,虽然他的姓氏也十分高贵。也许,从她那方面来说,这不过是女人的逢场作戏,是一种不自觉的女性需要的流露,在某些女人味十足的女人身上,这也是十分自然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不敢担保;研究女人的芳心到底有多深,甚至至今尚未涉足!不过我还是接着说吧。

应当认为,她很快就在心中猜透了她那朋友脸上的那种古怪的表情;她很敏感,看事很细心,倒是他有时候显得太天真了。但是傍晚之约依然跟过去一样进行,他们彼此的谈话也同过去一样极富诗意而又兴味盎然。直到有一天,随着夜幕的降临,在极其活跃而又极富诗意的谈话结束之后,两人友好地分了手,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居住的那座厢房的台阶旁彼此热烈地握了握手。每年夏天,他都要从斯克沃列什尼基供老爷们居住的庞大府邸里搬出来,搬到这座几乎坐落在花园里的小厢房居住。他刚回到自己的房间,思绪万千地拿起一根雪茄,还没来得及把烟点上,就疲倦地、一动不动站在敞开的窗户前,注意地看着在一轮明月旁滑过的轻如绒毛的朵朵白云,这时突然传来一阵轻轻的簌簌声,使他打了个寒噤,回过头来。四分钟前他刚离开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又站到了他面前。她那张黄脸几乎变得铁青,嘴唇紧闭,嘴角在微微颤动。她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他的眼睛足有十秒钟,眼神坚定而又铁面无情,她突然急促地悄声说道: 

“我永远也忘不了您干的这好事儿!”

十年之后,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悄悄地把这一让人伤心的故事讲给我听的时候,他先把房门锁上,向我起誓,当时他在原地都愣住了,既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是怎么走开的。因为以后她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向他暗示过那天发生的事,一切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照常进行,所以他毕生都倾向于认为,这一切不过是他病前的幻觉,再说当天夜里他还当真病了,而且一病就是整整两星期,因此,赶巧,也就中止了他俩在凉亭里的约会。

 

[6]

他是属于那种抱有理想主义的俄国人,某种强大的思想会突然战胜他们,一下子把他们压倒,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们从来驾驭不了这种思想,可是却热烈地信仰它,他们就像被压在一块大石头底下,身体被压成了两半,于是后来他们就毕生都在临死前的痛苦挣扎中度过。

 

[7]

有时候实在闲得无聊,就让犹太佬利亚姆申(省邮政总局的小职员),坐下来弹琴,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在弹琴的间歇则表演猪叫声、雷雨声、女人分娩时的喊叫声和婴儿呱呱坠地时的啼哭声,等等,等等;请他来就是为了让他干这个。

 

[8] 

“你们不仅对人民视而不见——你们还对人民不屑一顾,单凭这点就可窥见一斑,即在你们的想象中,所谓人民,那就只有法国人,而且还仅仅是巴黎人,你们引以为耻的是俄国人民居然与法国人不一样。这就是毫不夸张的事实真相!谁心目中没有人民,谁心目中也就没有上帝!你们要清楚,所有那些不再了解本国人民并与他们失去联系的人,也就会在同等程度上立刻失去我们父辈的信仰,或者逐渐变成一个无神论者,或者逐渐变成一个冷漠的人。”

 

[9]

与此同时,他又是天知道什么未来的“社会大同”派的狂热信徒,每到夜晚就欢天喜地地陶醉在未来的法伦斯泰尔的幻想图画中,他就像相信自己的存在一样坚信法伦斯泰尔必将在最近的将来在俄罗斯和敝省实现。而且就在那儿,即他攒下钱买了一座“小屋”的地方,也就是他续弦后靠着妻子拿到一小笔钱财的地方,也就是在方圆一百俄里之内也许没有一个(他头一个就不像)哪怕表面上像是“全人类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世界大同”未来成员的地方,定将实现法伦斯泰尔。

 

[10]

这些带刺的话是带着明显的愤怒说出来的。看得出来,这些话是这个“窝窝囊囊的女人”早就准备好了的,而且正在预先欣赏这话产生的效果。但是这些感伤的效果和含沙射影的闷葫芦并没有难倒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她严厉地要求对方作出最可靠、最令人满意的解释。普拉斯科维娅·伊万诺芙娜便立刻降低了调门,甚至到后来竟放声大哭起来,开始极其友好地跟她促膝谈心。这位动辄发怒而又容易感伤的太太,也跟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一样,不断需要真诚的友谊,她对她的女儿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的最主要的抱怨,正在于“女儿不把她当做朋友”。

 

[11]

当时,有一回,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对我悄声道:“为什么所有这些爱走极端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些爱财如命的守财奴,妄想发财致富和企图霸占一切的人呢?甚至是这样,这人越是社会主义者,走得越远,他企图霸占一切的欲望也就越强烈……这是为什么呢?莫非也是因为多愁善感?” 

 

[12]

与此同时,在所有这些如泣如诉的感叹中,却流露出某种任性的洋洋自得,某种浮躁的逢场作戏。晚上我们又喝了不少酒。

 

[13]

约摸一年前,我曾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他写的一篇文章,他自命不凡地自以为具有最淳朴的诗意,同时进行了深刻的心理分析。他描写一艘轮船在英国海岸的附近海域遇难的情景,他是这事的目击者,曾亲眼目睹救死扶伤和打捞溺水者的情景。这篇文章的全文相当长,废话连篇,写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想炫耀自己。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这样的话:“你们应当欣赏我,你们应当看看我此时此刻的心态。你们何必去欣赏这大海、暴风雨、悬崖峭壁,以及这艘被击沉的轮船的碎片呢?我不是用我的如椽之笔对这一切作了充分的描写了吗。你们何必去看那个用僵硬的手臂抱着死孩子的溺死的女人呢?你们不如看看我,看我怎样不忍目睹这一情景,掉过头去不敢看它。我站在那里,背对着他们;我恐怖得不敢回头;我眯缝上眼睛——这多么有意思,不是吗?”我把我对卡尔马津诺夫这篇文章的看法告诉了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他与我有同感。

 

[14]

“自杀的人何止千千万。”

“但是都不是因为这个,都是带着恐惧,也不是为了这个。不是为了消灭恐惧。谁能够做到自杀是为了消灭恐惧,谁就能立刻成为神。”

 

[15]

这位希加廖夫大概已经在敝城客居两个月左右了,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关于他我只听说,他在彼得堡的一家进步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维尔金斯基偶然在大街上见到我,给我做了介绍。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一个人的脸上见过这样的阴阳怪气、愁眉深锁和闷闷不乐。他那模样就像在等候世界毁灭似的,而且还不是根据预言有朝一日要毁灭但是这预言也可能不应验,而是完全确定了的,比如说后天上午十点二十五分整这世界非毁灭不可。然而,当时,我俩几乎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彼此握了握手,就像两个阴谋家那样。

 

[16]

“俄国的无神论从来没有超出说俏皮话的范围。”

 

[17]

总之,我们姑且假定,就他那方面来说,这一切不过是一个活累了的人的逢场作戏和异想天开,最后,甚至像基里洛夫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活腻了的人的新的习作,目的是想看看到底能把一个发了疯的残疾女人弄到什么地步。他说:“您是故意挑选了一个等而下之的人,一个身有残疾的女人,一个蒙受永远的耻辱、动辄被人殴打的女人,而且您也知道,这个女人由于对您抱着滑稽可笑的爱而死去活来,而您却突然故意哄骗她,您唯一的目的就是想看看这到底会有什么结果!”

 

[18]

到那时候您就会懂得这样的冲动。由于这冲动,人们在高尚情感的盲目支配下,就会突然抓住一个在各方面都配不上自己的人,对您一点也不了解的人,一有可能就会拼命折磨您的人,正是这样一个人,人们却会违背人之常情把他体现为某种理想,把他变为自己的梦想,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人身上,对他顶礼膜拜,一辈子爱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而爱他——也许正因为他不配得到这种爱而爱他……

 

[19]

她在一种宽宏大量和令人感动的冲动下又加了一句,但是又不无某种得意洋洋的讥讽神态。

 

[20]

我要再次提醒读者,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决斗时,他可以面不改色地站在对手的枪口下,他能像野兽般镇定自若地瞄准别人和把别人打死。如果有人打了他耳光,我觉得,他甚至不会找这人决斗,而是把这个侮辱他的人当场立刻打死;他属于这样一类人,他杀人的时候头脑完全清醒,根本不是情不自禁,忘乎所以。我甚至觉得,他从来不知道那种使人丧失理智、失去思考能力的愤怒的冲动。他有时候也会怒不可遏,但是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因此他也懂得,即使他不是在决斗的时候杀人,因为他杀了人,也一定会被流放,被送去服苦役;尽管如此,他还是会把侮辱他的人杀死,而且毫不动摇。

 

[21]

是的,我无法立刻同我从小与之血肉相连的东西一刀两断,因为这既是我欢天喜地的希望之所在,也是我饮恨泣血、哭干了眼泪的信仰……很难改变我从小信仰的神。当时我并不相信您的话,因为我不愿意相信,于是我最后一次抓住这个藏垢纳污之地……但是种子留了下来,并且发了芽。

 

[22]

“没有一个民族,”他开始道,仿佛照本宣科似的,同时又继续威严地看着斯塔夫罗金,“还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自立于科学与理性的原则之上;至今还没有一个先例,除非一时犯傻,出现在一瞬间。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说势必是无神论,因为它从出现伊始就宣称它是无神论的思想体系,并打算建立在绝对科学与理性的原则之上。理性与科学在各民族的发展史上,无论现在乃至从开天辟地起,从来都只履行次要的和辅助性的职责,并将这样履行下去,直到世界末日。各民族是由另一种驾驭一切和统治一切的力量确立和推动前进的,但是这力量究竟从何而来却无人知晓,也无人能够解释清楚。这力量乃是一种孜孜不倦非走到底决不罢休的力量,同时它又否认有朝一日会走到底,这是一种不断而又永不止息地肯定自己存在和否认自己死亡的力量。诚如《圣经》所说,这是生命的源泉,这是‘活水之江河’,亦即《启示录》一再警示我们有朝一日将会干涸的江河。诚如哲学家们所说,这是美学的原则,诚如他们认同的,这也是道德的原则。我把这简称之为‘寻神’。任何一个民族在它存在的任何一个时期,整个民族运动的目的,说到底就是寻神,寻找自己的神,而且这神一定要是自己的,非但要找到他并且要信仰他,信仰他是本民族唯一的真正的神。神是一个民族从开始到终了加在一起而形成的整个民族的综合的个人。还从来不曾有过所有的民族或许多民族共有一个神的事,但我们常见的却是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自己的单独的神。民族消灭之日也就是众神成为共同的神之时。当众神成了共同的神,那众神以及对它们的信仰也就会随同诸民族的死亡而一起死亡。一个民族越是强大,它所信仰的神也就越与众不同。迄今为止还不曾出现过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宗教信仰也就是善恶观。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善恶观和自己认为的恶与善。当许多民族的善恶观开始逐渐类同的时候,那世界上的民族之分也将逐渐绝灭,到那时候善与恶的区别也将逐渐模糊和消失。理性从来没有能力确定何谓善与何谓恶,甚至都没有能力来区分善与恶,哪怕大致上区分一下也不行;相反,它常常可耻而又可怜地将善恶混淆,而科学则认为只有拳头才能解决问题。半瓶子醋的科学尤其以此见长,它是人类最可怕的灾难,比瘟疫、饥饿和战争更可怕,直到本世纪以前还无人知晓这一旷古未有的灾难。半瓶子醋的科学——这是迄今为止从来不曾有过的暴君。这暴君有自己的祭司与奴隶,所有的人都怀着满腔的爱以及迄今为止不可思议的迷信对它顶礼膜拜,甚至科学在它面前也战战兢兢,对它可耻地一味纵容。”

 

[23]

要炖兔子汤,就得有兔肉,要相信上帝,就得有上帝。

 

[2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恶是丑的,善是美的,但是我知道为什么这种区别感会在斯塔夫罗金这样的先生们身上逐渐泯灭与消失,”激动得浑身发抖的沙托夫仍旧不肯罢休地继续道,“您知道您当时为什么结婚,而且这么无耻、这么卑劣地结婚吗?正是因为这种无耻和荒谬已经达到了天才的程度!噢,您并不是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而是头朝下勇敢地飞落下去。您之所以同她结婚,是因为您酷爱折磨别人,酷爱别人的良心受到谴责,因为您想得到一种道德上的快感。这是一种精神反常……向健全的理智挑战,太有诱惑力了。斯塔夫罗金和一个令人作呕的、愚钝的、一贫如洗的瘸腿女人。当您咬省长耳朵的时候,您是不是感到一种快感呢?感觉到没有呢?您这个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大少爷,您感觉到没有呢?”

 

[25]

“说下去,把您要说的话说完!您是来警告我,告诉我面临着危险,您允许我说话,您明天想公开宣布您两位的婚姻……难道我根据您的脸色看不出来您正被一个可怕的新思想支配着吗……斯塔夫罗金,为什么我非得相信您,而且要永生永世地相信您呢?难道我跟别人会这样说话吗?我还保有道德上的纯洁,但是我并不怕赤身露体,因为我是在与斯塔夫罗金说话。我并不害怕因为我谈到伟大的思想而使伟大的思想丑化,因为听我说话的是斯塔夫罗金……您走后,难道我不会趴在地上亲吻您的脚印吗?我没法把您从我的心中挖去,尼古拉·斯塔夫罗金!”

 

[26]

“不,我从来没法知道您到底想要什么;我觉得,您之对我感兴趣,就像有些陪床的老护士不知为什么比之对别的病人来,总会对某个病人特别感兴趣,或者不如说,就有些爱看人出殡的虔诚的老太太,她们总认为有些尸体好看些似的。您干吗这么奇怪地看着我?”

 

[27]

有许多年轻人,主要是俄罗斯人,学会了谈论当代许多非常高层次的问题,而且摆出一副面孔,似乎只要等他们一毕业,他们就会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28]

“您不是把我们叫做由政府委派的官员吗?没错。您不是把我们叫做独当一面的官员吗?没错。但是请问,我们是怎么履行公职的呢?我们是重任在肩,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跟你们一样,都在为共同事业效劳。我们只是维护被你们弄得摇摇欲坠的东西、维护没有我们就会分崩离析的东西。我们并不是你们的敌人,绝对不是,我们对你们说:一往无前,不断进步,甚至可以破坏,即破坏一切旧的、需要改造的东西;但是我们对你们也要做一定的限制,必要时把你们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挽救你们,以免你们自己害了自己,因为没有我们,你们就会把俄国弄得摇摇欲坠,把俄国弄得不像样子,而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关心它有一个体面的外表。你们要看清,我们和你们是彼此离不开的,你们离不开我们,我们也离不开你们。”

 

[29]

“要知道,我已经向彼得堡打了报告,必须在省长官邸的大门口设立特别岗哨。我正在等候京城批复。” 

“您必须有两名岗哨。”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说。 

“干吗要两名呢?”冯·连布克在他面前停住了脚步。 

“为了对您肃然起敬,也许一名太少。非得两名不可。”

 

[30]

我记得,当时不知怎么自发地形成了一个范围相当广的小圈子,这小圈子的中心也许当真就在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客厅里。在这个聚集在她周围的亲密的小圈子里,当然是在青年们中间,允许做各种各样调皮捣蛋的事——有时候这类调皮捣蛋的确相当放肆,甚至成为一种例规。这圈子里甚至还有几位非常可爱的女士。青年们常常举行野餐和晚会,有时候还坐马车和骑马在城里结伴出游。他们到处寻找刺激,甚至由他们自己出面故意制造各种各样的奇遇,而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寻欢作乐,制造趣闻。他们鄙视我们这个城市,把它看成某种愚人城。人们管他们叫游戏人间者或玩世不恭者,因为他们玩世不恭,无所不用其极。比如说,曾出现过这样一件事,当地有一名中尉,他的妻子还是个很年轻的黑发女郎,虽然因为受到丈夫的虐待,吃得很差,脸色显得有点憔悴。有一天,在晚会上,她莽莽撞撞地坐下来打牌,而且下了很大的赌注,她是想赢点钱给自己买件斗篷,可是她非但没有赢钱,反而输了十五卢布。因为怕丈夫责怪,也因为无钱偿还赌债,她鼓起先前的勇气,咬咬牙,决定就在今天晚会上悄悄向敝城市长的大公子借点钱。这位市长公子是个恶少,因纵欲无度而显得未老先衰。他不但不肯借钱给她,反而哈哈笑着跑去告诉了她丈夫。这名中尉的确很穷,就靠自己的那点薪俸过日子,他把妻子带回家,尽管她一再哭喊,跪在地上求饶,他还是拿她尽情耍笑了一番。这个令人愤懑的故事在全城上下居然只激起了人们的哄堂大笑,虽然这位可怜的中尉夫人并不属于围着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转的那个小团体,但是在那些“骑马出游”的女士中有一位太太,她脾气古怪而又能干麻利,她不知怎么会认识这个中尉夫人的,便跑去找她,并且冒冒失失地把她带了回来,请她到她家做客。这时候,我们那帮淘气包便立刻抓住她不放,又是献殷勤,又是送礼物,硬把她留住了三四天,不把她送还给她丈夫。她住在那位能干麻利的太太家,跟她和那帮纵情游乐的人整天满城游逛,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和舞会。大家一个劲地怂恿她把丈夫拽上法庭,出出他的洋相。他们还向她保证:大家都会支持她,替她出庭做证。丈夫噤若寒蝉,不敢跟他们斗。那个可怜的女人终于明白她掉进了火坑,直到第四天她才吓得半死不活地从她的保护人那里逃了出来,回到自己的中尉身边。至于他们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无人能知其详;但是中尉租住的那座低矮的木屋的两扇百叶窗,有两星期没有打开。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知道这一切以后,对那帮淘气包发了一通脾气,并且对那个能干麻利的太太的行为很是不满,虽然这位太太把中尉太太弄到手的头一天就把她介绍给了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但是关于这事大家也就很快忘了。

 

[31]

就像每个内心痛苦而又多疑的人一样,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在每次刚刚摆脱一无所知的状态后总是快乐地过于轻信。事情出现了新的转机,他总往好处想,尽管又出现了一些复杂的麻烦事。至少,老的疑惑逐渐烟消云散。

 

[32]

而布卢姆在敝城跟任何人也不套近乎(只除了一个德国药剂师),也不去拜访任何人,而是按照老习惯,过着深居简出的节俭生活。他早知道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有爱好文学这个小小的毛病。他常常被他召去听他秘密朗诵他的小说,就他俩在一起,而他则经常像根柱子似的坐在那里,而且一坐就是连续六小时;他浑身冒汗,抖擞起精神,竭力不让自己打瞌睡,而且还得佯装微笑;直到回到家以后才能对他那长脚的黄脸婆妻子叹叹苦经,谈到他们的恩人爱好俄国文学的这一不幸的弱点。

 

[33]

“您不……您不想用点早餐吗?”主人问,这次一反常态,但是,当然,脸上却带着这样一种表情,明白地暗示对方应该婉言谢绝。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立刻表示他想用点早餐。一种气人的诧异的阴影立刻使主人的脸色由晴转阴,但是也就是一刹那工夫;他给仆人摇了摇铃,尽管他很有教养,还是厌恶地提高了嗓门,让他再端一份早餐来。

 

[34]

“大家都怕传单,可见它们有威力。它们公开揭露骗局,并证明在我国什么也抓不住和什么也靠不住。在万马齐喑的时候,它们大声疾呼。它们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不用管它们的形式),就因为它们有直面真理的空前勇气。这种直面真理的本领只有俄国这一代人才有。不,在欧洲还没有这么勇敢,那里的统治还很牢固,那里还有可以依傍的东西。依我之见,以及愚见所及,俄国革命思想的整个实质就在于否定人格。它能这样大胆,这样无所畏惧地说出来,我感到很高兴。不,在欧洲还没有人能懂得这点,可是在我国人们却对此十分赞赏。俄国人认为,人格云云,不过是多余的累赘。而且在他们的整个历史上它始终是一种累赘。使俄国人最为神往的是有权公开‘不要人格’。”

 

[35]

“任何上帝我都不信。有人在俄国青年面前诽谤我。我对每一次俄国青年运动都是同情的。曾有人把这里的一些传单拿给我看。大家对这些传单都莫名其妙,因为这种形式就使大家感到害怕,但是大家又都相信这些传单的威力,虽然尚未意识到这点。所有的人早在向下跌落,而且早知道将一落千丈,什么也抓不住。俄罗斯现在多半是在整个世界上这样的地方,在这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而不会遇到一丝一毫的反抗,因此我坚信这秘密宣传一定会取得胜利。我太清楚了,为什么有财产的俄国人纷纷出国,而且出国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这无非是一种本能。假如一艘轮船即将沉没,那么头一个逃离轮船的必定是那些老鼠。神圣的俄罗斯是一个既死板又贫穷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国家,这国家的上层都是些爱虚荣的乞丐,而大多数人却住在鸡腿小屋里。它对任何出路都会感到高兴,只要有人向它指明。只有政府还想抵抗,但是它在黑暗中挥舞大棒,结果打的却是自己人。在这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和在劫难逃的。现在的俄国是没有前途的。我已经成了德国人,并引以为荣。”

 

[36]

“活见鬼,您急什么呀!这里连一个小组也没有成立。”

“那么你们怎么能够散发那么多传单呢?”

“我们要去的那地方,小组成员一共才四个。其余的人只是待发展,他们都在争先恐后地互相监视,然后向我报告。这些人都很可靠。这一切不过是应该组织起来的材料,然后赶紧滚蛋。话又说回来,这章程是您自己订的,无须向您解释。”

“怎么样,有困难吗?出岔子了?”

“有困难?没法更轻松了。我想逗您一笑:头一件非常起作用的东西——就是封官许愿。再没有比封官许愿更厉害的手段了。我特意想出了好多官衔和职务:我想出了书记、秘密观察员、出纳、主席、机要员以及他们的副职——他们很喜欢这些名堂,而且欣然接受。接下去是另一种力量,不用说,那就是悲天悯人。要知道,社会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主要靠的是悲天悯人。但是这里糟糕的是那些爱咬人的少尉,弄不好就会碰上一个。接着就是纯粹的骗子;唉,这些人也许都是好人,有时候还可以大派用场,不过对这些人得花费很多时间,必须毫不松懈地监视他们,最后就是那个最主要的力量——把一切黏合在一起的水泥——这就是羞于有自己的见解。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究竟是谁想出这主意来的呢?这个绞尽脑汁想出这办法来的‘可爱的人’究竟是谁呢?居然没让任何人的脑子里留下一点自己的思想!他们认为有思想是可耻的。”

 

[37]

“说不下去了!”斯塔夫罗金哈哈大笑。“不,还不如我来给您说段引子吧。您不是在扳着手指头计算,这些小组到底应该由什么力量组成吗?所有这些封官许愿和悲天悯人——这一切都是好糨糊,但是还有一招更绝:您可以怂恿小组的四名成员去干掉第五个,借口是他会去告密,这样您就可以用这流出的血当作一个扣,把他们所有的人立刻拴住。他们就会变成您的奴隶,既不敢造反,也不敢要求您做出解释。哈哈哈!”

 

[38]

他们都是我们这座古城里红得发紫的自由主义之花。

 

[39]

这五名活动分子便组成他们的第一个小集团,他们满心欢喜地相信,他们这个小集团不过是遍布俄罗斯像他们这样千千万万个五人小组中的一个,他们全都隶属于一个庞大而又秘密的中央机构,而这中央机构也同样与欧洲的全球革命运动有机地保持着联系。但是,遗憾的是,我必须承认,即使在当时,他们之间也开始暴露出了不和。问题在于,虽然早从春天开始,他们就在等候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他即将光临敝地,先是由托尔卡琴科,后来又由先期到达的希加廖夫通知了他们;他们虽然等候他会带来非凡的奇迹,虽然他一声号令,他们就丝毫不加批判地立刻加入了小组,但是五人小组刚刚成立,大家又立刻抱怨,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无非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同意得太快了。不用说,他们之所以参加乃是出于一种宽厚的羞耻感,以免日后有人说他们不敢参加;照道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应该珍惜他们这种高尚的献身行为,起码也应该告诉他们一件最主要的不寻常的事以资嘉奖。但是韦尔霍文斯基根本不想满足他们合理的好奇心,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肯说;总之,他对他们的态度很严厉,非常严厉,而且形诸于色,甚至大大咧咧,漫不经心。这使他们非常恼火,小组成员希加廖夫已经在撺掇其他人“要求他作工作报告”,不过当然不是现在,不是在有这么多局外人的维尔金斯基家。

 

[40]

不过这里也有几个人毫无可疑之处。比如有一名现役少校,是维尔金斯基的近亲,是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人家根本没有邀请他,可是他却自动前来祝贺命名日,因而无论如何没办法不接待他。但是我们这位寿星却泰然处之,因为这位少校是“无论如何不会去告密”的;还因为这少校尽管奇蠢无比,可是他一辈子都爱在有极端自由主义者出没的地方上蹿下跳;他本人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非常爱听他们的高谈阔论。加之他的名誉甚至还受到过损害:是这么一回事,他年轻的时候,曾有整捆整捆的《钟声》和传单经由他的手发往全国各地,他甚至害怕把这些东西打开,但是拒绝传播它们他又认为是一件非常卑鄙的事——有些俄国人甚至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41]

“不,我就要说。”少校火了,对斯塔夫罗金说道,“斯塔夫罗金先生,您是新来的,我就指望您了,虽说我还没有荣幸认识您。没有男人,她们就会像苍蝇一样完蛋——这就是我的见解。她们的整个所谓妇女问题,乃是男人们一时糊涂替她们想出来的,结果是自寻烦恼——好在我还没有结婚,这得感谢上帝!丝毫不会花样翻新,您哪,她们连简单的花样也想不出来;而且这花样还得男人替她们想!这不,您哪,我抱过她,她十岁的时候,我就跟她跳过马祖卡舞,今天她来了,我自然要跑去拥抱她,她才说两句话就向我宣布没有上帝。哪怕说三句呢。可是她从第二句开始就说这个,也太心急了嘛。好吧,就算聪明人都不信上帝吧,可是要知道人家是因为聪明。而你呢,我说,胖娃娃,你对上帝到底又懂得什么呢?要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男大学生教你的罢了,如果他教你在圣像前点灯,你也就去点了。”

 

[42]

“话又说回来,您说得很好,”韦尔霍文斯基比方才更加冷淡,甚至似乎感到很无聊似的慢条斯理地说道,“逃亡国外——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尽管您预感到许多明显的不利,愿为共同事业奋斗的战士毕竟在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由此可见,没有您也行。我说哥们儿,这是一个取代旧宗教的新宗教,因此才会出现这么多战士,这是一件大事业。可是您却想逃亡国外!听我说,我建议您去德累斯登,而不是到那些平静的群岛去。第一,这是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传染病的城市,因为您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一定怕死;第二,离俄国近,因而您可以较快地从亲爱的祖国得到收入;第三,该城拥有众多的所谓艺术宝库,而您是一位很有艺术鉴赏力的人,好像还当过文学教师;最后,它在它的区域内还拥有一个它自己的袖珍瑞士——这就有利于激发诗的灵感,因为您肯定常常写诗。总之,这是一个藏在鼻烟壶里的瑰宝!”

 

[43]

“你们这帮人呀都这样!为了显示他的自由主义和能言善辩,本来准备用半年时间来争论,可是到要表决的时候却又随大流了!”

 

[44]

“希加廖夫是个天才人物!要知道,他是类似傅立叶这样的天才;但是他比傅立叶有胆量,比傅立叶有办法;我会抓住他不放的。他想出了‘平等’!” 

“他在发烧,他在说胡话;他发生了某种很特别的情况。”斯塔夫罗金想,再一次看了看他。两人不停地向前走去。 

“他在他的稿子上出了个好主意。”韦尔霍文斯基继续道,“他提出要互相监视。在他看来,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互相监视,互相告密。每个人属于大家,大家也属于每个人。大家都是奴隶,就当奴隶来说,人人平等。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采用诽谤和暗杀,而主要是平等。首要的任务是降低教育水平、科学水平和有才能的人的水平。科学和有才能的人的高水平,只有有很高才干的人才能达到,我们不需要这些有很高才干的人!有很高才干的人永远会攫取权力并且成为暴君。有很高才干的人也不可能不成为暴君,他们从来只会使人心败坏,而且其劣迹远胜于他们带来的好处;他们不是应该被放逐就是应该被处以极刑。西塞罗要被割掉舌头,哥白尼要被挖去眼睛,莎士比亚应该被人用石头砸死——这就是希加廖夫理论!奴隶应当人人平等:没有专制就不会有自由和平等,但是在畜生中却必须有平等,这就是希加廖夫理论!哈哈哈,您觉得奇怪?我赞成希加廖夫理论!”

 

[45]

“我说斯塔夫罗金:把山削平——这是个好主意,但并不可笑。我赞成希加廖夫的办法!不要教育,有这点学问也就够了!没有学问,这点物资也足够用一千年,但是必须做到听话。世界上只缺少一样东西:听话。渴望受教育乃是一种贵族式的渴望。一个人只要稍许成个家,或者开始谈情说爱,就会希望拥有财产。我们要扼杀这种愿望:我们要发动酗酒、诽谤和告密;我们要发动闻所未闻的腐化堕落;我们要把任何天才都掐死在襁褓中。一切都归于一个公分母,完全平等。‘我们学会了一门手艺,而且我们是些老实本分的人,我们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这就是不久前英国工人的回答。只有必需的东西才是必需的——这就是地球今后的座右铭。但是也需要抽风;这点,我们这些统治者自会操心。奴隶必须有统治者。完全听话,完全丧失个性,但是希加廖夫会每隔三十年发动一场抽风,大家突然开始你吃我我吃你,但是必须到一定限度为止,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不出现无聊。无聊乃是一种贵族感觉;在希加廖夫理论中没有愿望。愿望和痛苦是对我们而言,而对奴隶只有希加廖夫理论。”

 

[46]

但是因为工人的处境的确很困难——而他们向之求助的警察局又不愿干预他们所受的委屈——因此他们只好成群结队地向“将军本人”请愿,如果可以的话,他们甚至准备头顶状纸,循规蹈矩地在他的官邸的台阶前站好队,只要他一出现就双膝下跪,像见到上帝一样呼天抢地,苦苦哀求——难道还有比他们这样的想法更自然的吗?依照愚见,这事既不需要暴动,甚至也不需要选举什么代表,因为这是一个老办法,古已有之;俄国老百姓自古以来就喜欢向“朝廷大员”拦轿告状,其实这仅仅是出于他们乐意,至于告状结果如何,均在所不计。

 

[47]

这么一帮赤手空拳的,即普普通通的请愿者——诚然,有七十人之多——怎么会一上来,刚迈出第一步,人家就把他们说成有颠覆国家基础之虞的暴动呢?为什么当连布克紧跟着信使于二十分钟之后赶回来的时候,他便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一想法呢?我是这么揣测的(但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跟工厂管事有通家之好的伊里亚·伊里奇,甚至对他有利地向冯·连布克把这群人形容得十分可怕,这样就可以让连布克不必动真格的,来审理此案了:而开导他,促使他这样做的竟是连布克本人。在最近两天,他曾与他有过两次神秘的紧急谈话,话又说回来,这两次谈话内容极其含混,但是伊里亚·伊里奇还是从中看出,省长已固执地认定有人在暗中散发传单,有人在暗中煽动什皮古林工厂的工人起来进行社会暴乱,而且他固执到这样的程度,如果一旦查明煽动云云纯属子虚乌有,他说不定还会感到很遗憾。“他变着法儿地想去彼得堡邀功请赏,”我们这位狡猾的伊里亚·伊里奇离开冯·连布克家出来的时候想,“也好,正合吾意。”

 

[48]

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听了他这个长篇大论后,气得脸色铁青,紧接着又放声大笑,而且笑声又长又响,笑得抑扬顿挫,婉转悦耳,就像法兰西剧院中一个用十万卢布请来扮演风骚娘们的巴黎女演员,在当面嘲笑丈夫胆敢吃她的醋似的。

 

[49]

“至于我,我在这方面倒颇心安理得,我住在卡尔斯鲁厄已经第七年了。去年,市议会决议铺设一条新的排水管道,当时我心里就感到,这条卡尔斯鲁厄的排水管比我亲爱的祖国……在所谓改革的整个时期出现的所有问题还要亲切而且宝贵。”

 

[50]

正如我国的许多伟大作家(而我国有许许多多的伟大作家)一样,他经不起夸奖,一夸奖他就立刻走下坡路,尽管他很有点小聪明。但是我认为这是可以原谅的。据说,我国的一位莎士比亚在一次私人谈话中竟贸然脱口而出,说什么“我们这些伟人不这样做也是不行的”,等等,而且他说过这话还不自觉。

 

[51]

尽管在过去那天因“什皮古林厂工人闹事”发生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游艺会还是照常举行了。我想,即使连布克当夜一命呜呼,第二天上午的游艺会恐怕还会照样举行——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赋予这次游艺会以多么重大的意义啊。唉,直到最后一分钟她都被蒙在鼓里,不明白公众的情绪。直到最后,竟谁也不相信这次盛大的游艺活动会不发生什么重大事故,正如有些人早就搓着双手预言的那样,会顺顺当当地“收场”。诚然,许多人都装出一副痛心疾首、关心政治的模样;但是,一般说来,任何社会动乱都会使俄国人感到无比兴奋。诚然,我国还有一种比仅仅渴望有人闹事更严重得多的情况,这就是群情激愤,怨声载道;似乎,大家对一切都腻烦透了。到处笼罩着一片自相矛盾的犬儒主义,勉强的、仿佛硬装出来的犬儒主义。

 

[52]

现在,当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们这里就有人说,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是由国际操纵的,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又回过头来支配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而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则根据他的指令来调动形形色色的败类。敝城最有名望的一些有识之士至今都暗自纳闷:当时他们怎么会忽然疏忽了这一点的呢?我们这个乱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国到底由什么过渡到什么——我不知道,我想,也没有人知道——除非是某些作壁上观的人。然而那些最不齿于人类的无耻小人却突然取得了优势,开始大声批判一切神圣的东西,而从前他们都不敢开口,而那些过去一直顺利地执掌牛耳的首屈一指的人物,现在却突然听起了他们的申斥,自己却噤若寒蝉;而有些人还十分可耻地嘿嘿嘿地随声附和。什么利亚姆申们,捷利亚特尼科夫们,地主坚捷特尼科夫们,没出息的黄口小儿拉吉舍夫们,面带苦笑而又态度倨傲的犹太佬们,爱哈哈大笑的外来游客们,从京城里来的有政治倾向的诗人们,既没有倾向又没有才华只好炫耀自己腰部打褶的长外衣和皮靴擦得锃亮的诗人们,嘲笑自己的军衔毫无意义、为了多挣几个钱不惜立刻摘下自己的佩剑、偷偷溜到铁路上去当一名小录事的少校和上校们;改行当律师的将军们;颇有点文化的经纪人们,生意越来越红火的年轻商人们,数不清的神学校的学生们,以为自己就代表妇女问题的妇女们——凡此种种都在敝城完全占了上风,而他们又凌驾于什么人之上呢?凌驾于俱乐部,凌驾于可敬的高官显贵,凌驾于装有木腿的将军,凌驾于我们那些冷若冰霜、高不可攀的女士们之上。如果说出乱子之前,连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和她的爱子,都差点没让这帮败类们支使来支使去的话,那我们其他的弥涅耳瓦们当时一时犯傻也就多少是可以原谅的了。我已经说过,现在一切都归因于国际。这想法已这样根深蒂固,以致对偶然来此的局外人也作如是说。还在不久前,有一位高级文官库布里科夫,六十二岁,脖子上挂有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未经任何邀请就来了,他用不胜唏嘘的声音宣称,他在来此的整整三个月中,毫无疑问是处在国际的影响下。当时,出于对他的年高德劭和功勋卓著的尊敬,便邀请他来说明一下,让他说得更令人满意些,他虽然提不出任何证据,除了他“全身心都有这样的感觉”外,但是他仍旧坚持自己的看法,因此大家也就不再问他了。

 

[53]

现在大家都在破口大骂,一想起来就恨得咬牙切齿。不过事前就十分清楚,如果到时候委员会在什么事情上不合大家的意,舞会在什么事情上出了纰漏,骇人听闻的愤怒就会陡地爆发。因此任何人都在暗自等待着爆发丑闻;既然人人都在翘首以待,这丑闻又怎能不爆发呢?

 

[54]

蓦地,一切烟消云散,于是伟大的天才在冬天,在一个冰雪融化的日子,渡过伏尔加河。光是渡河就写了两页半,但是他还是掉进了冰窟窿。天才掉进水里了——你们以为他淹死了?没有那回事;写这一切都是为了描写当他已经完全掉进水里,被水呛得快憋不过气来的时候,突然在他眼前漂过一小块冰,这冰小极了,只有豌豆那么大,但是纯净透明,“就像一滴冻结的泪珠”,而在这小小的冰上却映出了德国,或者不如说映出了德国的天空,映像上闪耀着彩虹般的霞光,使他想起了“从你眼睛中滚落下来”的一滴泪珠,“你记得吗,当时我们正坐在一棵苍翠的大树下,你快乐地欢呼:‘没有犯罪!’‘是的,’我噙着眼泪说,‘但是,倘这样,也就没有高僧大德和正人君子了。’于是我们开始痛哭,从此就永远分手了。”——她去了某地的海滨,他则去拜访某些洞穴;于是他就往里走呀,走呀,在莫斯科的苏哈廖夫塔下一直走了三年,蓦地在地心深处,在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盏油灯,而在油灯旁有一名苦行修士。苦行修士正在祈祷。这天才把耳朵贴近一个有铁栅栏的不点大的小窗户,蓦地听到一声叹息。你们以为这是苦行修士叹息吗?他才不管您的苦行修士不苦行修士呢!不,您哪,无非是这声叹息“使他想起她的第一声叹息,三十七年前”,“你记得吗,在德国,当我们坐在一棵玛瑙色的大树下,你对我说:‘为什么要爱呢?你瞧,倘若周围的暗红色越来越浓,我就爱你,但是当这暗红色不再变浓,我就不再爱你了。’这时夜雾又开始团团升起,出现了霍夫曼,美人鱼用口哨吹了一支肖邦的乐曲,蓦地,从浓雾中又现出了头戴桂冠,站在罗马房顶上的安库斯•马尔西乌斯。我们感到一阵狂喜,后背感到一阵发冷,于是我们就永远分手了,”等等,等等。总之,也许我转述得不完全准确,我也不善于转述别人的话,但是这连篇废话的大意不过尔尔。最后,我们的大师们对高雅的双关语有一种糟糕透了的嗜好!伟大的欧洲哲学家、学者、发明家、辛勤劳动者及苦难圣徒——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对于我们俄国的这个伟大天才来说,简直就像是他家厨房里的一名厨师。他是老爷,他们则手拿着尖顶帽来到他跟前,听候他吩咐。诚然,他还傲慢地嘲笑俄罗斯,对他来说再没有什么比向欧洲大师们宣布俄罗斯在各方面业已全面破产更开心的了,至于他自己——不,您哪,他又凌驾于这些欧洲大师之上;他们这些人不过是他用来说双关语的材料而已。他借用别人的思想,又把这一思想的反题硬安到它头上,于是一个双关语便拼凑出来了。有犯罪,没有犯罪;没有真理,没有正人君子;无神论、达尔文主义、莫斯科的钟声……但是,唉,他已经不相信莫斯科的钟声了;罗马,桂冠……但是他甚至连桂冠也不相信了……这是拜伦式的忧郁症的老一套发作,这是海涅式的鬼脸,毕巧林身上的什么东西——于是火车在不停地向前奔驰,响起了汽笛声……“不过话又说回来,诸位可以夸奖我,尽管夸奖我,要知道,我非常喜欢听到夸奖我的话;搁笔云云,我也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诸位等着吧,我还要三百次地惹你们讨厌,让你们读我的书,累死你们……”

 

[55]

“至于您说的我没有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那我要提醒您我方才的一个想法:在我们俄国有不可胜数的人,成天价不干别的,而是像夏天的苍蝇一样,不厌其烦地拼命攻击别人,说他不会处理实际问题,说人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唯独他们是例外。”

 

[56]

我很激动,请您不要再来折磨我了。为了一切,我要再次对您说声merci,然后彼此分手,就像卡尔马津诺夫同读者告别时那样,也就是说让我们尽可能彼此宽容地彼此相忘。

 

[57]

我发现他俩摆在桌面上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舞会要不要举行,即游艺会的下半部分是否照旧?在“方才蒙受的种种侮辱”之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去参加舞会了,换句话说,她非常希望人家能逼她去参加舞会,而且逼她去的人一定要是他——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她把他看成是一位先知,似乎,如果他即刻就走,她非卧病躺倒在床上不可。但是他并不想走:他自己也非常希望今天的舞会能照常举行,而且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还一定要在舞会上露面……

 

[58]

但是京城的报刊通讯还是夸大了我们遭受的灾难:比如说,整个河对岸被烧毁的不超过四分之一(也许还要少些)。敝城的消防队,就城市面积和人口而言,虽然还较薄弱,但是他们干得非常认真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不过,假如不是天亮前风向变了(拂晓前又忽然停了),即使居民们通力协作,消防队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当我从舞会上跑出来后才过了一小时,我就跑到了河对岸,这时火势正猛。与河平行的整条大街都在熊熊燃烧。火光如同白天一样明亮。我就不来描写火灾的详细情形了:谁不知道俄罗斯的火灾呢?在紧挨着熊熊燃烧的街道的各条胡同里,是一片手忙脚乱和拥挤不堪的情况。火势肯定会蔓延到这边来,因此居民们在纷纷抢救财物,但终究还是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住所,他们坐在抢救出来的箱子上和羽绒褥子上等待,每个人都坐在自家的窗户下。一部分男性居民则在艰难地工作,毫不怜惜地砍掉板墙,整座整座地拆掉靠近火场和处于风势下的破旧小屋。只有被吵醒的小孩在啼哭,噱叫,还有已经把自己的破烂什物搬出来的女人们在数落和哀嚎。还没来得及搬完东西的人正在默默地、使劲地把东西搬出来。火星与砾石向四处飞落;人们在尽可能地扑灭余烬。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跑来的人拥挤在火灾现场:有些人在帮助救火,有些人在看热闹。夜间的大火常常会产生一种既刺激又使人欢快的印象;焰火就是根据这个发明出来的;但是放焰火时火的造型优美,有规律,而且十分安全,给人产生一种轻松好玩的印象,就像喝了一大杯香槟酒似的。真正的火灾又当别论:这时会感到一种恐怖,而且终究还会产生某种似乎个人的危险感,尽管夜间起火会产生某种令人欢快的印象,但这在旁观者(当然不是遭了回禄之灾的居民)身上却会产生某种脑震荡,仿佛是在向他自己的破坏本能挑战似的,可叹的是任何人心里都隐藏着这种本能,甚至在最老实和拉家带口的九等文官身上也不例外……这种阴暗的感觉几乎总是令人陶醉的。“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够不带有某种快感来观看火灾?”

 

[59]

虽然已经无须大惊小怪了,但是显而易见的现实总是在自身中包含有某种惊心动魄的东西。

 

[60]

我总觉得,您将会把我带到某个地方,那里有一只跟人那么大的毒蜘蛛,我们将在那里一辈子看着它,一面看一面害怕。我们相互间的爱就将在这种恐惧中烟消云散。

 

[61]

“唔,是的,我早就酝酿着放火这一想法,因为这想法具有民族性,并且十分普遍;但是,要知道;我要把它保留到紧要关头才用,到我们全体奋起和……那个宝贵时刻才用。可是他们却自行其是,不等命令,突然想到来这一手,而且就在现在,正当我们必须韬光养晦的时候!不,这简直是为所欲为……总之,我还一无所知,这里有人说到两名什皮古林厂的工人……但是,假如这里也有我们的人呢,他们当中哪怕有一个人在这件事上发了不义之财呢——这人就倒霉了!您瞧,只要稍微放松一点,会闹出多大的乱子!不,这伙闹民主的混账王八蛋跟他们的五人小组——是靠不住的;这里需要的只有一样:英明的、盲目崇拜的专断意志,它不依靠偶然性,它依靠的是某种外来的因素……只有到那时这些五人小组才会乖乖地夹起尾巴,一旦需要才会俯首听命地派上用场。”

 

[62]

“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我的朋友,不要原谅我这个伤风败俗的女人!干吗要原谅我呢?您为什么哭呀?给我一记耳光,就在这旷野打死我,像打死一条狗一样!”“现在谁也不配对您说三道四,”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坚决地说道,“愿上帝饶恕您,而我更不配对您说三道四!”

 

[63]

有时他精神振奋地向我们感叹道,“你们无法想象,当一种被你们早就视为神圣并对之肃然起敬的伟大思想,被一些笨伯们随手捡起,并被他们拿到街上奉送给一些跟他们一样的蠢货,而你们又突然在旧货市场上遇见它,可是它已面目全非,满身污泥,面目可憎,口鼻歪斜,不成比例,也不和谐,就像一些愚蠢的孩子手里的玩物似的,那时你们整个的心该是充斥着怎样的悲哀和愤怒啊!”

 

[64]

他不属于五人小组;我们的人估计他可能有来头,负有什么纯属执行性质的特别任务。现在查明,他根本没有任何任务。而且他自己也未必明白他自己的地位。他只是很崇拜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而且不久前才遇见他。假如他遇到一个过早腐化堕落的畸形儿,这人又利用某种浪漫的社会主义作幌子,唆使他去建立一个匪帮,并且为了考验他,命令他去杀死并抢劫他遇到的任何一个庄稼汉,他也一定会铤而走险,遵命照办。

 

[65]

“我可不可以确认一个事实?”希加廖夫突然站了起来。 

“有话您就说吧。” 

希加廖夫坐了下来,抖擞起精神:“根据我的理解,再说也不可能不理解,您自己一开始(后来还重复了一次)就口若悬河地——虽然太理论化了一点——描写过覆盖着一张无限大的、环环相扣的大网的俄罗斯的图画。每个行动小组也在不断吸收新成员,无限地发展分支机构,与此同时,又承担着这样的任务,即经常进行揭露性宣传,从而不断降低地方当局的威信,在乡村制造混乱,散布玩世不恭的言论和到处捣乱,无论如何要使老百姓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只想吃好的穿好的,最后甚至可以采取老百姓的主要手段——到处纵火,从而在预定的时刻,如果有此必要的话,甚至使国家陷入绝境。我竭力一字不差地回想起来的这些话,是不是您亲口说的?这是不是您告诉我们的行动纲领?而您是以中央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告诉我们的,可是对这个中央委员会我们至今一无所知,对于我们,这个中央委员会几乎是个荒诞不经的东西。” 

“不错,不过您说的话太拖泥带水了。” 

“任何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您还让我们心中有数,覆盖着俄罗斯的这张大网的一个个网扣,现在已有数百个之多,您又接着假设,如果每一个网扣都能成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到那预定的时期,只要一声令下,整个俄罗斯……”

 

[66]

沙托夫站在她面前,站在五步开外,站在房间的另一头,怯怯地,但又仿佛获得新生似的,脸上带着一种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神采飞扬,听着她说话。这个经常毛发向上支楞着的、强壮而又似乎浑身是刺的人,突然全身都似乎软化了,容光焕发,神情开朗。他心中产生了一种异样的、完全出乎意料的感情。三年的离别,三年破裂的婚姻,并没有从他心中排挤掉任何东西。也许这三年中的每一天,他都在魂牵梦萦地想念她,想这个从前曾对他说过“我爱你”的亲爱的人儿。因为我知道沙托夫的为人,我敢说,沙托夫从来也不允许自己哪怕间或梦想会有一个什么女人对他说:“我爱你。”他生性纯洁、腼腆,以至于到了古怪的程度,他认为自己是个奇丑无比的丑八怪,他恨自己的脸,恨自己的性格,他把自己比作一个畸形的丑八怪,这种人只配拉到集市上去向人展览。由于这一切,他把光明正直看得高于一切,他全心全意地忠于自己的信念,以致达到狂热的程度,平素则阴沉、高傲、爱动怒、不爱说话。但是这个唯一爱过他两星期(他永远,永远相信这一点)的人儿,这个他永远认为比他高得多人儿,尽管他也十分清醒地懂得她的种种迷误;对这人的一切,完完全全的一切,他都可以原谅(这是根本不成问题的,甚至恰好相反,以致在他看来,他自己在一切方面都对不起她)——这个女人,这个玛丽亚·沙托娃突然又出现在他家里,又出现在他面前了……这几乎不可思议!他感到非常震惊,对他来说,这件事包含了那么多可怕的东西,与此同时,又包含了那么多幸碣,因此他当然不能,也许是他不愿意,他害怕清醒过来。他怕这是个梦。但是当她用这种疲惫的目光看了看他,他突然明白了,这个他深爱的人在痛苦,也许在责怪他。他的心停止了跳动。他痛心地端详着她的脸庞:少女的娇艳早已从这张疲倦的脸上消失。不错,她仍旧长得很好看——在他眼里,她跟过去一样是个大美人(其实这是个约摸二十五岁的女人,体格相当健壮,个子中等偏高,比沙托夫高,长着一头深褐色的秀发,脸色苍白,脸呈椭圆形,一双深色的大眼睛,现在正在闪闪发光,好像得了寒热病似的。)但是,他从前那么熟悉的她,过去那种爱轻举妄动的、天真而又朴直的充沛精力现在却变成了一副忧郁的愤激和绝望,似乎有点愤世嫉俗,但是她对此还没有习惯,并且她为此也深感苦恼。但最要紧的是她有病,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他很怕她,可他却走过去,抓住了她的两只手。

 

[67]

埃尔克利是一个头脑里没有主心骨,脑子里没有主见的“小傻瓜”;但是次要的小聪明还是有的,而且鬼点子多得很,甚至很狡猾。他狂热而又幼稚地忠于“共同事业”,而实际上是忠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他是按照他的指示办事的,这指示是在我们的人那里开会,先商量好了,后来又分配了明天的角色时给予他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在委派他担任使者的时候,曾把他拉到一边谈过话,说了约摸十分钟。执行任务是这个浅薄而又不动脑子的、永远渴望服从别人意志的人的一种需要——噢,当然,无他,必须是为了“共同的”或者“伟大的”事业。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因为像埃尔克利这类狂热的小人物,所谓为某个主义奋斗,除非把这个主义与按照他们的理解体现了这主义的某个人融合在一起,否则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他们为这个主义怎样奋斗法,在啸聚一起准备谋杀沙托夫的凶手中,多愁善感、和蔼可亲和心地善良的埃尔克利,也许是个最最无情的人,他对沙托夫没有个人恩怨,可是他在参与杀害沙托夫的时候竟会连眼睛都不眨。比方说,他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时,曾奉命顺便好好察看一下沙托夫的情况,可是当沙托夫在楼梯上碰到他,因为发烧说漏了嘴(很可能他自己都没有发觉),说他妻子回来找他了——埃尔克利却立刻出于本能,狡猾地没有露出一丝一毫进一步的好奇,尽管他脑海里倏忽一闪,明白妻子回来这事对他们此举的成败得失将具有重大意义……

 

[68]

“Marie, Marie,”沙托夫十分感动地对她说道,“噢,Marie!你不知道这三年来沧海桑田,发生了多大变化啊!后来我听说,因为我背叛了信仰,你似乎曾经鄙视过我。什么人被我抛弃了呢?现实生活的敌人;害怕独立思考的、过了时的自由主义者;思想的奴才,个性和自由的敌人,鼓吹死气沉沉、腐烂发臭的老顽固!他们有什么呢:食古不化,中庸之道,最庸俗和最卑鄙的平庸,充满嫉妒的平等,没有人格尊严的平等,就像奴才和九三年法国人所理解的那种平等……而主要是到处是恶棍,恶棍和恶棍!”

 

[69]

“您是不是常有这样的时刻:内心达到永恒的和谐?” 

“我说基里洛夫,您再不能夜里不睡觉啦。” 

“有这样的几秒钟,每次总共也就五六秒钟而已,您会突然感觉到完全达到了一种永恒的和谐。这不是一种人间的感觉;我倒不是说这是一种天国之感,而是说这不是肉体凡胎的人所能体会的。必须脱胎换骨,或者干脆去死。这种感觉十分清晰而又无可争议。您似乎突然感觉到整个造化并突然说道:是的,就这样。当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在创造万物的每天末了都说:‘是的,就这样,这是好的。’这……这不是深受感动,这只是一种恬淡和欢悦。您无须宽恕任何东西,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宽恕了。您也不是在爱,噢——这比爱更高!最可怕的是这非常清晰而又十分欢悦。要是超过了五秒钟——那这心就会受不住,就必定会消失。在这五秒钟内我经历了一生,为了这几秒钟我愿意献出我的整个生命,因为这值得。如果要经受十秒钟,就必须脱胎换骨。我认为人应当停止生育。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何必生儿育女,何必还要繁衍后代呢?福音书上说,人复活后就不生育了,而是像上帝的使者那样。这是暗示。嫂夫人要生了?” 

“基里洛夫,您常出现这样的境界吗?” 

“三天出现一次,一周出现一次。” 

“您没有癫痫吗?” 

“没有。” 

“这说明您得癫痫了。要当心,基里洛夫,我听说,癫痫开始发病时常有这样的症状。一位癫痫病患者曾向我详细描写过这病发作前的预感,跟您说的一模一样;五秒钟,他就是这样说的,还说超过五秒钟人就受不了。请回想一下穆罕默德的水罐,当他骑上自己的神驹遨游天堂之后,他水罐里的水还没来得及流出来。这水罐就是那五秒钟;它太像您内心的和谐了,而穆罕默德曾是一个癫痫病患者。要当心,基里洛夫,这是癫痫!”

“来不及发癫痫啦。”基里洛夫微微一笑。

 

[70]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沙托夫是斯拉夫派,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最混账的东西……不过,见鬼,这都无所谓,这都没有关系!你们把我都弄糊涂了……诸位,沙托夫是个凶狠的人,因为他毕竟曾经是我们这个团体的一员,因此不管他愿意不愿意,直到最后一分钟我都希望能够利用他来为共同事业服务,把他作为一个凶狠的人来使用他。我一直爱护他,体谅他,虽然上级已有十分明确的指示……我体谅他的程度超过他应得的一百倍!可是到头来他却去告密;哼,活见鬼,也没什么了不起……现在谁想溜,你们试试看!你们谁也无权抛弃事业,半途而废!如果你们愿意,只管去跟他亲嘴好了,但是你们无权轻信他的保证,出卖我们的共同事业!只有猪和被政府收买的人才会这样做!”

 

[71]

“诸位,”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对大家说道,“现在我们就可以各奔东西了。毫无疑问,我们完成了自由的天职,必将随之而感到一种自由的骄傲,如果你们现在由于(十分遗憾)惊慌失措尚未感觉到类似的感情的话,那么你们明天肯定会感觉到的,如果明天还没有感觉到,那就可耻了。对利亚姆申的过于无耻的心慌意乱,我同意把它看成是一种梦呓,何况据说他从一大早起还当真病了。至于您,维尔金斯基,只要一瞬间的自由思考,它就会向您说明,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绝不应该轻信他的保证,而应当像我们已经做的那样当机立断。这事的后果会向您指明他的确告过密。我同意忘掉您的大呼小叫。至于危险嘛,绝不会有任何危险。谁也不会想到怀疑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尤其是假如你们能够不动声色,好自为之的话;所以主要的问题还在你们自己和你们坚定的信念,对于这点,我希望你们明天就能站稳立场。顺便说说,你们之所以要团结起来,成立一个志同道合者自由结合的单独组织,就是为了当前在共同事业中能够同心协力,如有必要,还要互相监督,互相砥砺。你们每个人都肩负着崇高的职责。你们的使命是振兴因停滞而发臭的衰老的事业;你们要时刻想到这个,并以此来鼓舞自己。你们目前要做的一切就是破字当头:让国家及其道德全部土崩瓦解。将来留下来的只有我们,我们未来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让聪明人参加我们的行列,而让那些蠢货做牛做马。对此我们用不着不好意思。我们要改造下一代,要使他们成为无愧于自由的接班人。我们前面还有千千万万个沙托夫。我们要组织起来控制舆论导向;对于那些逍遥派和观望派,我们应当伸手把他们拉过来,否则我们就太无能了。”

 

[72]

“你这猴儿崽子,你随声附和是想让我听你摆布。闭嘴,你什么也不懂。既然没有上帝,我就是神。”

“您说的这道理我永远搞不懂:为什么您是神呢?”

“如果有上帝,那么他要怎样就怎样,我无法违背他的意志。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我要怎样就怎样,我就可以为所欲为。”

“为所欲为?为什么您可以这样呢?”

“因为我愿意怎样就怎样。难道整个地球上就没有一个人在摒弃上帝和深信能够随心所欲之后,就不敢完全、彻底地为所欲为吗?这就像一个穷人得了一笔遗产,却害怕起来,不敢走近钱袋,认为自己无力拥有它。我想为所欲为。哪怕就我一个人,我也一定要这样做。”

“那您做呀。”

“我必须开枪自杀,因为我能完全、彻底地为所欲为的顶点就是自杀。”

“要知道,不是您一个人自杀呀,自杀的人可多了。”

“他们自杀都是有原因的。但是没有任何原因,仅仅为了为所欲为——只有我。”

“他不会开枪自杀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脑子里又倏忽一闪。

“我说,是这么回事,”他生气地指出,“要是我处在您的地位,为了表示我能够为所欲为,我就把别人给杀了,而不是自杀。这样您就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如果您不害怕,我就告诉您该杀谁。这样一来,说不定今天您就不用自杀了。这,咱们可以商量嘛。”

“杀死别人乃是我能够为所欲为的最低表现,而你就是彻头彻尾的这样的人。我不是你:我要达到为所欲为的顶点,我要自杀。”

“这就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悻悻然想道。

“我必须表明我不信上帝。”基里洛夫在屋子里踱着方步。

“对我来说,没有比没有上帝更高的思想了。整个人类史都可以为我作证。人为了能够活下去而不自杀,想来想去想出了个上帝,这就是迄今为止的整个世界史。在世界史上,只有我一个人头一次不愿想出个上帝来。我要让人们永远知道这点。”

 

[73]

“信仰谁?信仰他?听我说,”基里洛夫停住了脚步,两眼一动不动地、狂乱地望着前面,“听我告诉您一个大道理:世上曾有这么一天,在尘世的中央树起了三座十字架。十字架上有个人十分信仰上帝,他对另一个人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天结束了,两人都死了,去找乐园,可是既没有找到乐园,也没有找到复活。那人说的话没有应验。听我说:这人是全世界最崇高的人,他创造了这世界所以存在的东西。没有这个人,整个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一切,就将是一片疯狂。无论是过去,也无论是今后,甚至到出现奇迹,始终都没有这样的人。这奇迹就在于过去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人。如果是这样,如果自然法则连这人也不怜惜,甚至连自己的奇迹也不怜惜,而是迫使他也生活在谎言中,并为这谎言而死,那么,这样一来,整个地球也就成了一派谎言,建立在谎言和愚蠢地嘲弄人的基础上了。由此可见,地球的法则本身也无非是一派谎言和魔鬼演出的滑稽剧。如果你是人的话,请回答我,活着又为了什么呢?”

 

[74]

如果您请求普通老百姓为您做什么事,只要他做得到和愿意做,他一定会殷勤地竭力效劳;但是倘使您请他去买点伏特加来——那一般的、平常的殷勤好客就蓦地变成一种急匆匆的、快乐的巴结,几乎像亲人似的对您关怀备至。他替您去买酒,虽然喝酒的是您,而不是他,而且这是他事先知道的,他也会感到他分享到了您即将享受到的那份满足……

 

[75]

“现在请您再给我念一段……关于猪的事。”他突然道。

“什么,您哪?”索菲娅·马特维耶芙娜吓了一大跳。

“关于猪……也在这书里……ces cochonso(这些猪)……我记得,群魔走进猪里,统统淹死了。请您一定给我念念这一段;以后我再告诉您为什么。我想一字不差地记住。我要一字不差。”

索菲娅·马特维耶芙娜对福音书很熟,立刻找到了《路加福音》中他所说的那一段。我在这里再引用一下:“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

“我的朋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十分激动地说,“savez-vous(您知道吗),这段神奇的……非凡的故事是我一生的拦路石……dans ce livre(在这本书里)……因此我从小就记住了这一段。现在我倒有一个想法;une comparaison(一个比喻)。现在我思绪万千,产生了很多很多想法:您知道吗,这情形就跟我们俄国一样。这些从病人身上出来、进入猪里的群魔——这就是积累在我们这个伟大而又可爱的病人体内,世世代代积累在我们俄国机体内的一切溃疡,一切乌烟瘴气,一切污泥浊水,一切大大小小的魑魅魍魉、牛鬼蛇神!Oui, cette Russie, que j'aimais toujous(是的,这个我永远热爱的俄罗斯)。但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意志会从天上保佑它,它像保佑那个精神失常的鬼魂附体的人那样,所有这些魔鬼,所有这些污泥浊水,所有这些沉渣泛起、浮到表面上来的、开始腐烂发臭的卑鄙龌龊一定会走出来……主动要求进入猪里去。而且已经进去了也说不定!这就是我们,我们和他们,还有彼得鲁沙……et lesautres avec lui(和他在一起的其他人),而且我也许还是头一个,是始作俑者,于是我们这些精神失常和发狂的人,就会从山崖跳入大海,统统淹死,这就是我们的下场,因为我们的结局也只能是这样。但是病人将会痊愈,‘坐到耶稣的脚前’……于是大家都会稀奇地看着……亲爱的,Vous comprendrez après(您以后会明白的),而现在这使我感到很激动……Vous comprendrez aprè……Nous comprendrons ensemble.(您以后会明白的……咱们会一起明白的。)”

 

[76]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抓住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的一只手,把它贴到自己的眼睛上,突然泪如雨下,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痛苦地哽咽着。

“好啦,别哭啦,别哭啦,好啦,我的宝贝儿,好啦,亲爱的!哎呀,我的上帝,您就别哭了嘛,好不好!”她发狂般叫道,“噢,真是冤家,冤家,真是我一辈子的冤家。”

“亲爱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终于对索菲娅·马特维耶芙娜含糊不清地喃喃道,“亲爱的,请您到那边去待一会儿,我这会儿有几句话要说……”

索菲娅·马特维耶芙娜立刻急匆匆地走了出去。

“Chère, chère……(亲爱的,亲爱的……)”他喘着气说道。

“您等等再说,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稍等片刻,先休息一会儿。给您水。您等一等嘛!”

她又在椅子上坐下。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紧紧地抓住她的一只手。很长时间她都不许他说话。他把她的手贴到嘴唇上,开始吻它,她咬紧牙齿,望着旁边的一个角落。

“Je vous aimais!(我曾经爱过您!)”他终于脱口说道。她从来没听他用这样的口气说过这样的话。

“唔。”她唔了一声作为回答。

“Je vous aimais toute ma vie……vingt ans!(我爱了您一辈子……爱了您二十年!)”她一直沉默不语——约有两三分钟。

“可当您准备去找达莎的时候,还洒了香水……”她突然用可怕的低语说道。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都惊呆了。

“还系上新领带……”又是两三分钟沉默。

“您记得您抽雪茄烟的事吗?”

“我的朋友。”他恐怖得支支吾吾道。

“傍晚,窗口,抽着雪茄……皓月当空……在凉亭谈话之后……在斯克沃列什尼基?你记得吗,记得吗?”她从座位上跳起来,抓住他的枕头的两只角,与他的脑袋一起拼命摇晃。“记得吗,你这个就会说空话,就会说空话,丢人现眼,意志薄弱,一辈子,一辈子空话连篇的人!”她用恶狠狠的低语一再数落道,竭力压低声音不致喊叫出来。最后她把他一摔,跌坐到椅子上,两手捂住了脸。“够了!”她直起身子断然道。“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是回不来了;是我犯傻。”

“Je vous aimais.”他又合十当胸。

 

[77]

“我的灵魂不死之所以必需,因为上帝不愿做不公正的事,也不愿意完全扑灭在我心中一度燃起的对他的爱。还能有什么比爱更宝贵呢?爱高于存在,爱是存在之母,而存在又怎能不向爱倾斜呢?假如我曾经爱过他,并对我的这种爱感到欢喜——那他怎能把我和我心中的欢喜一齐扑灭,并把我们变成零呢?如果有上帝,我的灵魂就是不死的!Voilà maprofession de foi.(这就是我的信条。)”

 

[78]

但是埃尔克利却未必能得到从轻发落。他从被捕那一刻起就一直保持沉默,要不就尽可能歪曲事实真相。他们至今也未能逼他说出一句表示悔过的话。然而,他甚至在最严厉的法官心中都激起了对他的某种同情——他非但年轻而且毫无自卫能力,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他不过是政治教唆犯的一个狂热的牺牲品;最能引起同情的是他们发现他对母亲十分孝顺,他总是把他微薄的薪水的几乎一半寄给母亲。他母亲现在就住在我市;她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妇人,未老先衰,像个老太婆;她替儿子求情时不住啼哭,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也许会有什么效果也说不定,不过我们许多人都很可怜埃尔克利。

 

[79]

我对乌里并不抱有任何希望,我只是到那里去而已。我并不是故意要挑一个阴森可怖的地方。我在俄国了无牵挂——我在俄国就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一切都感到陌生。不错,较之别的地方,我更不喜欢住在俄国;但是甚至在俄国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憎恨!

我曾经到处尝试过我的力量。这是您劝我的,“以便了解自己”。在这类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显示我自己而做的尝试中,就像过去我在我的一生中所做过的同类尝试一样,我的力量是无限的。我曾当着您的面挨了令兄的一记耳光,但是我忍了;我还曾公开承认我结过婚。但是运用这力量又何苦呢——过去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做有什么好处,现在也看不出,虽然您在瑞士的时候曾对此予以鼓励,我也相信了您的鼓励。我依然像素来那样:可以希望做好事,并由此感到高兴;与此同时,我也可以希望做坏事,也照样感到高兴。但是这两种感情像过去一样永远浅薄得很,从来不十分强烈。我的愿望太不足道了;它不足以支配我的行动。抱住一根原木可以泅渡过河,可是抓住一根劈柴却过不了河。我说这话是为了让您明白,我到乌里去并不抱任何希望。

 

[80]

亲爱的朋友,我一眼就看出您是个温柔的、舍己为人的姑娘!也许,您在幻想给予我许许多多的爱,并从您那美好的心里把许许多乡美好的感情倾注到我身上,您希望用您的这片苦心能为我终于树立一个奋斗的目标,是不是?不,您还是对我小心点好:我的爱是浅薄的,就像我这个人一样,而您就会不幸。令兄曾对我说,一个与自己的故土失去了联系的人,也就失去了上帝,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所有目标。对于一切都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可是从我心中流出的只有否定,谈不到任何舍己为人,也谈不到任何力量。甚至连否定也流不出来。一切永远是浅薄和萎靡不振。舍己为人的基里洛夫受不了那个主义,于是——自杀了;但是我看到,他之所以舍己为人,无非是因为他的理智不健全。我就永远不会丧失理智,永远不会像他那样相信一种主义相信到那种程度。我甚至不可能对一种主义感兴趣到那种程度。我永远,永远不会开枪自杀!

 

[81]

“您信仰上帝吗?”斯塔夫罗金忽地贸然问道。

“信。”

“不是《圣经》上说,只要你信,命令这座山移开,它就会移开吗……不过,这全是扯淡。然而我终究想好奇地问一下:您能不能移动山?”

“上帝吩咐,我就能移开。”吉洪低声而又克制地说,又开始低下了眼睛。

“嗯,这不等于上帝自己在移开吗。不,我是说您,您,因信仰上帝而赏赐您?”“也许我不能移开。”

“‘也许’?这倒不坏。为什么您要疑惑呢?”

“因为我不完全信。”

“什么?您不完全信?不彻底信?”

“是的……也许,我尚未修炼圆满。”

“好吧!起码您还信,即使在上帝的帮助下,您总还是能够移山填海的,要知道,这就不错了。这毕竟比也是大主教的那个人说的très peu(根本不多)要多,诚然他是在马刀的威逼下。您当然也是基督徒啰?”

“主啊,我决不会因为你的十字架而感到羞耻的。”吉洪几乎用一种低语悄声道,说时又更低地垂下了脑袋。他的嘴角突然神经质地迅速抖动起来。

“既然不完全信仰上帝,那可不可以信仰魔鬼呢?”斯塔夫罗金笑了起来。

“噢,太可以了,而且常常如此。”吉洪抬起眼睛,也微微一笑。

“我相信,您认为这样的信仰毕竟比完全不信要强……噢,您这牧师啊!”斯塔夫罗金哈哈大笑。吉洪又向他微笑了一下。

“相反,完全的无神论比世俗的淡漠要强。”他愉快而又朴实地加了一句。

“啊,原来您是这样。”

“完全彻底的无神论者与达到完全彻底的信仰仅一步之差(就看他能不能跨越这一步了),而一个淡漠的人则什么信仰也没有,除了恶劣的恐惧。”

 

[82]

“您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然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83]

我一生中曾经多次处在非常耻辱、异常丢脸、卑鄙和主要是异常可笑的境地,任何这类状况除了激起我的极大愤怒外,它还常常在我心中唤起一种令人难于置信的快感。就如犯罪和遭到生命危险时的情形一样。如果我偷东西,我在偷东西时就会感到一种狂喜,因为我意识到我这人竟会卑鄙下流到这种地步。我喜欢的不是卑鄙下流(我此时的理智还是完全健康的),但是我喜欢因痛苦地意识到我卑鄙而出现的狂喜。就如任何一次,当我站在决斗线上等候对方开枪时,我就会感到一种极其无耻的、如痴如醉的感觉,而且有一次这感觉还非常强烈。我承认,我自己也常常寻找这种感觉,因为对于我来说这感觉比任何这类感觉更强烈。当我挨人家耳光的时候(我一生中挨过两次耳光),我也有这感觉,尽管我非常愤怒。但是这时如果能克制住愤怒,那得到的快感就会超过你所能想象的一切。我从来没有把这想法告诉任何人,甚至都没有暗示过,我一直把这看成耻辱,讳莫如深。但是有一回,在彼得堡的小酒店里,有人狠狠地揍我,揪我的头发,我就不曾有过这个感觉,我只感到无比愤怒,当时我没有喝醉酒,只是跟人打架。但是,换了在国外,如果一个法国子爵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摁倒在地,打了我一记耳光,而我为此一枪打掉了他的下巴颏,我就会感到狂喜,也许我就不会感到愤怒了。当时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84]

我做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梦,因为我从未做过这类梦。在德累斯顿,在美术陈列馆,有一幅克劳德·洛兰的画,根据该馆收藏目录,似乎叫《阿齐斯和哈拉德娅》,我则一向把这画叫做“黄金时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过去就见过这画,而现在,大约三天前,我又一次顺便看到了它。而我梦见的正是这画,不过不是作为一幅画,而是好像一件真实的往事。

这是希腊列岛的一角,碧波荡漾,岛屿星罗棋布,悬崖耸立,海滨繁花似锦,远处是一幅神奇的大海全景,夕阳西下,美丽而迷人——简直非言语所能表达。欧洲人认为这里是他们的摇篮,许多神话故事都渊源于此,这里是他们的人间乐园……这里生活过许多优秀的人!他们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过着幸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绿荫下充满了他们快乐的歌声,他们把异常充沛的、无穷无尽的精力都投入到爱和纯朴的欢乐中。太阳把明媚的阳光洒遍岛屿和大海,为自己的优秀儿女感到高兴。奇妙的梦,崇高的想入非非!幻想,所有存在过的幻想中令人最难以置信的幻想,整个人类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它,为了它,牺牲了一切,为了它,先知们壮烈地牺牲在十字架上,没有它人们活着也觉得没有意思,甚至死了也毫无价值。这一切感觉,我仿佛在梦中都体会到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梦见了什么,但是那悬崖峭壁,那大海,那夕阳西下时的夕照——这一切,当我醒来,睁开眼睛(我还是生平第一次热泪盈眶),似乎还能看到。这种我过去不曾体验过的幸福感,透过我的心房,甚至让我感到疼痛。已经完完全全是傍晚了;夕阳西下,把它那束明亮的斜辉,照进我那小屋的窗户,穿过放在窗台上的盆花的绿阴,洒遍我的全身。我急忙重新闭上眼睛,似乎渴望重续旧梦,但是忽然在那明亮耀眼的光束中,我似乎看到一个很小很小的点。它渐渐变成一个形体,蓦地,我清楚地看到一只很小的红蜘蛛。我马上想起它就在洋绣球的叶子上,那时候也是夕阳西下,一束斜辉照进了窗户。好像有什么东西刺进了我的胸膛,我欠起身子,在床上坐了起来……(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一切!)

我在自己面前看到了(噢,不是真正看到了!如果这是真的幽灵就好啦),我看到了马特廖莎,消瘦、憔悴,两眼像发热病似的充满血丝,就像那天她站在我房门口,向我频频点头,向我举起她那小拳头时一样。从来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感到如此痛苦!一个可怜的、绝望的、孤立无援的十来岁的小女孩,还不很懂事,向我威胁着(用什么威胁呢?她又能对我怎么样呢),但是,她怪罪的当然只是她自己!我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情形。我一直坐到天黑,一动不动,忘记了时间。这是否可以叫做良心谴责或者悔不当初呢?我不知道,一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也许,直到今天,每当回忆起这一行为时我都没有深恶痛绝。也许,这回忆甚至直到现在对我好色的本性来说都是愉快的。不——只要想到这一形象,我就受不了,即她站在我的房门口,向我举起小拳头,威胁我,只要一想到她那时的样子,只要一想到当时那一分钟,只要想到这频频点头。而这正是我最受不了的,因为从那时起它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我眼前。不是她主动出现的,而是我自己叫它出现的,我不能不叫它出现,虽然一看到这个我就没法活。噢,如果有朝一日我真能看见她就好了,哪怕在幻觉中!

 

[85]

“您好像故意要把自己形容得比您心里想的还坏些……”吉洪越说越大胆了。显然,这“文件”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印象。

“‘形容’——我对您再说一遍,我不是‘形容自己’,尤其不是‘故作姿态’。”

吉洪迅速垂下了眼睛。

“这文件直接出自一颗受到重创的心的需要——我理解得对吗?”他固执地又异常热烈地继续说下去,“是的,这是忏悔和忏悔的自然需要,这需要战胜了您,您走上了一条伟大的路,前所未闻的路。但是您似乎先就恨起了所有那些将会读到这里所描写的事情的人,并向他们发出挑战。您既然不敢承认自己的罪行,干吗要耻于忏悔呢?您说,让他们看着我好了;嗯,您自己,您将会怎样看他们呢?在您的叙述中,有些地方被您的措词强化了;您似乎在欣赏您的心理,而且抓住每个枝节不放,您只想用您心中原本没有的冷酷无情来使读者惊叹。这岂不是一个罪人向法官提出的傲慢的挑战吗?”

 

[86]

“为此我要告诉您一个可喜的消息,”吉洪异常感动地说道,“只要您能做到自己宽恕自己,那基督也会宽恕您的……噢,不,不,别信我的,我说了亵渎的话,应该是:即使您没有做到自我和解和自我宽恕,他也会因为您想要这样做和因为您受了大的痛苦而宽恕您的……因为在人类语言中还没有这样的词和思想足以表达羔羊的所有道路和缘由,‘直到他的路向我们明明白白地敞开为止’。谁能拥抱辽阔无垠的他,谁就能懂得无穷无尽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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